中日教育的差别

     日本，一个国土面积狭小,资源匮乏的岛国,全国总面积37万多平方公里,仅相当于我国的1/26;人口约一亿二千万,是我国人口的1/10;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可言，却发展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。而中国，我们自然资源丰富，国土面积广大，960万平方公里；人口众多，13亿；历史悠久，上下5000年；从地缘政治学角度讲，这些都可以提高我们国力的得分。但是，在现代这种拼科技拼人口素质或者直接的说，拼谁钱多的竞争环境下，我们必须有勇气痛苦的承认：我们在经济上微不足道，远远不如日本。

   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？原因固然有许多方面,但教育所起的作用则是举世公认的。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、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不同，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。直接地说，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，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，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。

    那么，中日教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？很简单：中国的教育更具功利主义性质，而日本的教育则更强调人的素质提高。
    日本社会直到19世纪中叶还处于封建的自然经济状态。然而,以明治维新(1868年—1889年)为契机,日本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,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用200年时间才完成的近代化历程。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长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，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，后来写有《回忆明治维新》。他在书中写到，日本的苦力、女佣、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，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，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。和西方国家的经验相比，他不吝称之为“异常”。类似的观感，其他明治时代来日的外国人也曾有过。而事实上，在此前的1872年，日本就开始实施了义务教育制。
    同时期的中国是何种状况呢？据康有为先生估计，清末的童生大约为300万人，加上比此要少的秀才以上士人，则中国受过正规教育的文化阶层在四亿以上的总人口中，仍只能占据极少数。中国民众的绝大多数是文盲、半文盲，而日本即使贩夫走卒，也能够识字读书。以此来看，以国民当时的普遍文化水准比较，中国整体上不如日本。
    有一种观点认为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，是由于“后发优势”，这个“后发”相对中国而言，即日本先前的文化发展水平不如中国，所以才能更加轻易摆脱过去的负担。但日本的国民总体教育水准的高于中国，无疑是针对上述说法的一个极好质疑。
    另一方面，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先生在《日本的近代化：与中国的比较》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的《采西学议》。冯桂芬称“习于夷者曰通事”，“皆市井佻达游闲，不齿乡里……其质鲁，其识浅，其心术又鄙……”依田喜家指出，中国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。这也正是魏源的《海国图制》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。（反驳所谓日本“后发”的又一个论据，《海国图制》在具有兰学基础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读者，而在中国，魏源只能慨叹自己过于超前。）为何会有如此差距？这其中的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，而日本没有。
    科举制的内涵是什么？在于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、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。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，八股取士，更是将“学问”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、制度化。这种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，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问题。在现代，著名的广告片《知识改变命运》，实际上也是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。知识的增长，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，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心情，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己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，前者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败。
    北大祝总斌教授在《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》一文中，称道八股取士因降低了学问门槛，对于士人的数目从宋元的数十万人提高到明清的几百万人功不可没，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，“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，推动着历史的进展”。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荒谬观点。明清是中国传统文明发展的下坡路阶段，八股取士是政府为了缓解社会内部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重要手段，扩大人数的原因也在于此，正如今日之大学扩招，其目的并非在于兴办教育，只是为了拉动GDP增长的假象。前面已经提到了日本明治时代普及义务教育和中国八股取士的不同，八股取士人数纵然增长，仍然是一种精英意味十足的的少数人教育，远远不如普及性地提升民众整体文化水准。而士人人数的增长，和今天的大学扩招属于同等性质，仅有人数的增长，质量却出现下降。八股降低了门槛，但也培养出了众多范进式的“知识分子”。
    科举的最大特点，是通过教育，能够实现平民到仕宦阶层的飞跃，不管出身如何贫寒，只要考试过关，就可以博得“功名”。因此，科举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，有助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权稳定。这一点，已有很多学者专门论述。但是，科举的最大弊端，就在于将教育彻底功利化，使之更像是一种以回报率高低评价得失的投资。在旧话本小说中，表达类似观念的“格言”很多，最典型的，莫过于“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”。
    日本的情形则完全不同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，一直采用着世袭和血统制，社会阶层分隔明显，也没有科举这样的制度能够将其打破。然而，在江户时代，幕府为缓解社会矛盾，鼓励并支持社会各界钻研学问的风尚，对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。农民也好，商人也好，下级武士也好，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喜爱的知识，但即使掌握了知识，其身份也不可能改变。知识的唯一好处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，这可以说是日本人教育理念的核心。
    从表面上看来，超越阶层隔阂的科举制似乎比日本的血统世袭制更加文明、科学，但判断一项历史制度的利弊，必须要把它和当时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分析。科举制度在唐宋和在明清的意义截然不同。八股取士确实具有合理性，但却是维持一个老病文明苟延残喘的合理性，从文明需要新生的角度讲就成了不合理。日本的血统和世袭制不合理，激起下层社会的反弹变为变革的动力，就成了合理。
    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国过于强烈的功利色彩，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。比如说孔子的有教无类，其真正内涵应该只是强调教育的普及性，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别，并没有从中选拔的意思。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虽然看起来是“无类”，贫民也有中举当官的机会，可这个“出人头地”的结果正好是对“无类”的破坏。至于今天的中国教育，则连表面上的有教无类也难以做到了。
    前面提及的日本的阶层分隔，使得社会各阶层学习知识也都以本阶层实用、常用的优先。农民自然关注农学，商人则琢磨促进商品的销量，工匠揣摩技术改良……中国的《天工开物》、《农政全书》等作品都曾在日本倍受重视。这个优良传统至今在日本仍然得到了保持，特别是那些人数庞大的毕业于专业学校、甚至依靠自学的熟练技工，成为日本国力两次腾飞的最核心动力。而中国方面，科举的功利性质使得民众产生狭隘的心态，只把应试的知识当作学问，别的则不受重视，甚至把“没用”的学术就不当作学术。特别是八股取士，更是将士人的精力限制于有限的典籍之中，虽穷经皓首却脱离实际。今天，中国应试教育尤其发展到了畸形的地步，其“重点学校”制度赤裸裸体现出“为了中举的选拔”（依田熹家语）的明确目的，由此产生了“对不优秀者没必要进行充分教育”的错误后果。对比一下中国的职业技术学院，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。那里与其说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劳动者，不如说是丧失了充分教育权利的年轻人的收容所。
    在学习的目的上，依田熹家先生听到的很多日本农民说，教育“对于提高常识是必要的”，这点和中国人“从单纯的日常需要出发”大不相同。在没有功利目的的前提下，教育更多的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。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状况最能够说明问题。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、升迁、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，有些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，虽然也有一些资格考试，但仅限于有必要的相关人士。最值得深思的例子，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NOVA和中国的“同行”新东方。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，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；后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，前者的宣传材料上写着最高目标是“不用字幕看懂外国电影”。

而且目前，日本正在进行的是推进“终身教育”。在老龄化的趋势下，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。退休老人的学习热情，当然没有什么选拔和目的，但这种素质教育的完善，足以令中国人汗颜。
    一种功利当先的教育理念，一种素养至上的教育理念，其分歧表现林林总总，每一种都恰好是中国的弱点和日本的长处。历史是我们不能忘记的，但如果不想历史重演，我们中国人就有必要向日本学习其先进之处，首先应学习的就是——教育。